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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说
2014-03-19 17:01:33 来源:百度 作者: 【 】 浏览:938次 评论:0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祯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
    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的意蕴。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他的《诗品·精神》中所说“生气远出”却可以看作是对“韵”的一种阐发。今人钱钟书说“‘气’者‘生气’,‘韵’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宋代谈“神韵”者历来以严羽为代表,他在《沧浪诗话》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实际上在范温的《潜溪诗眼》中就有论“韵”的内容(《永乐大典》807卷《诗》字引《潜溪诗眼》佚文钱钟书《管锥编》予以钩沉、阐述),洋洋上千言从各个方面对“韵”作了精辟而周到的分析,不仅表征了从齐梁开始的由画“韵”向诗“韵”的重大转变,而且“融贯综核,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士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范温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及言外或象外之余意,足徵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管锥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期,“神韵”一词在各种意义上被普遍使用。胡应麟的《诗薮》有20处左右谈到“神韵”,如评陈师道诗说“神韵遂无毫厘。”评盛唐诗说“盛唐气象混成。神韵轩举。”王夫之也多次谈到“神韵”,如《明诗评选》评贝琼《秋怀》说“一泓万顷神韵奔赴。”《古诗评选》评《大风歌》说:“神韵所不待论。”评谢□《铜雀台》说“凄清之在神韵者。”他们标举“神韵”都在王士祯之前。而钟嵘《诗品序》中所提出的诗应有“滋味”;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提倡的“入神”以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所倡导的“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以及明人徐祯卿《谈艺录》中所谈到的“神韵”,都是神韵说的滥觞。王士祯曾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带经堂诗话》)虽然他也说过“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谬不少”(《渔洋诗话》),但他的意见主要是对钟嵘以三品评诗的做法,而不是对《诗品序》所提出的理论本身。王士祯对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也曾多次表示称赞,如说“表圣(司空图)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景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带经堂诗话》);又说自己“于(司空图、严羽)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并按照二家论诗的原则,选编唐代王维以下42人诗为《唐贤三昧集》。还有明末南宗画家董其昌关于南宗山水画的论述,也影响到王士祯的诗论。如王士祯在《芝廛集序》中,就曾论述了诗与南宗画的关系并对董其昌高度推崇誉之为明代“二百七十年”间画家“之冠”。在《香祖笔记》中,他还认为诗的妙处要象南宗大画家荆浩所说的“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那样,“略具笔墨”即可,以为闻此可得诗家三昧。
    王士祯之前,虽有许多人谈到过神韵,但还没有把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范温论韵之文不传,神韵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说法,只是大体上用来指和形似相对立的神似、气韵、风神一类内容。到王士祯,才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
    他早年编选过《神韵集》有意识地提倡神韵说不过关于神韵说的内涵,也不曾作过专门的论述,只是在许多关于诗文的片断评语中,表述了他的见解。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到他的神韵说的根本特点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王士祯提倡神韵,自无可厚非。但并非只有空寂超逸,才有神韵。《沧浪诗话·诗辨》“诗之法有五”;“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曰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可见神韵并非诗之逸品所独有,而为各品之好诗所共有。王士祯将神韵视为逸品所独具,恰是其偏失之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祯对严羽的“以禅喻诗”或借禅喻诗深表赞许,同时更进一步提倡诗要入禅,达到禅家所说的“色相俱空”的境界。他说“严沧浪(严羽)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还说“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认为植根于现实的诗的“化境”和以空空为旨归的禅的“悟境”,是毫无区别的。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逸品”(《带经堂诗话》)。从诗歌反映现实不应太执著于实写这一点讲,他的诗论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以远离现实为旨归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祯还一再强调创作过程中“兴会神到”的重要性  (即严羽所谓“兴趣”,参见“兴趣说”)。他说“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又说:“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认为创作是“一时□兴之言”,“□兴而就”的(《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诗歌创作不是理念的产物,当然应该“兴会神到”,有感而发;但一时的“兴会”只有来自于广博深厚的生活阅历,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了这些根本条件仅仅强调一时的“兴会神到”便只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必将导致艺术远离现实的倾向。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祯还特别强调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关于冲淡、超逸,如他曾赞扬孔文谷“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的主张,于明诗特别推崇以高启等为代表的“古澹一派”,评论诗人标举“逸气”、“逸品”(《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等。他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专门推许其中“冲淡”、“自然”、“清奇”三品,强调“是三者品之最上”,而根本不提“雄浑”、“沈著”、“劲健”、“豪放”、“悲慨”等品,这就更加发展了《二十四诗品》中注重冲淡、超逸的美学观点。关于含蓄蕴藉,如他反对诗歌“以沈著痛快为极致”,一再强调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并认为“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轻露”(同前)。最明显的是他对几首咏息夫人诗的评论,认为杜牧的“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是“正言以大义责之”颇不赞成;认为只有王维的“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这就更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铨”的观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士祯选《唐贤三昧集》,竟不选李白、杜甫的诗。名之曰仿王安石《百家诗选》之例,实际上是不欣赏李、杜的诗。赵执信的《谈龙录》就曾说他“酷不喜少陵”“又薄乐天”。翁方纲的《七言诗三昧举隅·丹春吟条》也说他“独在冲和淡远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如他曾反复推崇王维、韦应物诗“趣味澄□”,并说过“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的记载他曾见到王士祯私下信手涂抹杜诗因此曾指斥他为“矮人观场”。不仅对于李、杜,对于其他许多现实性较强的诗人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杜荀鹤、罗隐等,也都一概采取排斥、指责的态度。如他借司空图的话,指斥元、白“乃都市豪估”;认为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认为杜牧、杜荀鹤的诗都是“恶诗”(《带经堂诗话》)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论诗旨趣。
     在王士祯之前,由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运动,言必汉、魏、盛唐造成了诗走向肤廓、貌袭的流弊而公安派矫正前后七子之失,其弊又流于浅率。王士祯企图矫正两派之失提倡神韵说倡导诗应清远、冲淡、超逸在表现上应含蓄、蕴藉出之于“兴会神到”或“神会超妙”,片面地强调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的境界,反对现实性强的诗歌及沈著痛快、酣畅淋漓的风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司空图、严羽理论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导致诗歌走上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道路,抹煞了诗歌的积极的社会作用。王士祯曾赞扬有些诗“皆无香火气”以为可贵。别人对他的称赞也有不少集中在这一点上,如施愚山曾对他的弟子称赞他说:“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带经堂诗话》)这些,正好说明了王士祯神韵派诗论的实质。王士祯自己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多描绘自然景物,如《真州绝句》、《藤花山下》、《江上》等,刻画景物很工致,并富有诗情画意;但是,除早期作品外,反映人民疾苦或现实性较强的诗很少,而且常常有意无意讴歌升平景象。这与他的诗论是完全一致的。
     翁方纲曾说:“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但是以这样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企图纠正明代七子之弊,是不可能将诗歌引向康庄大道的。因而他的诗和诗论曾遭到当时和后人众多的批评和讥议。吴乔曾说他是“清秀李于麟”(《答万季□诗问》),意谓其诗作不过比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较为清秀而已。袁枚也为说他“喜怒哀乐之不真”;并说他的诗和方苞的散文一样,“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随园诗话》)。甚至连同样标举神韵、不同意对“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而肆议之”的翁方纲,也不赞成王士祯关于神韵的见解,批评他“犹未免滞迹”(《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不免堕一偏也”(《复初斋文集·神韵论》)。翁方纲认为“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王士祯仅以空寂言神韵,“徒自敝而已矣”(同前)。这个评语应该说是中肯的。各种风格的诗,都应有神韵,并非只有“逸品”才有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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